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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丰说,学历史不是儿子骂老子

时间:2017-11-10 10:54:05作者:open

  约蒋丰先生喝茶,我被北京下午高峰时间的堵车耽误了,迟到了10分钟,蒋丰却十分守时,提前20分钟就到了――这和他长期生活在十分注重守时的日本不无关系。让满头华发的他等我,我内心很忐忑,但他仍保留了北京爷们热情开朗的性格,笑着走来和我用力握手,很快热络地和我聊起了新近的一些时政和社会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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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谈到“校长带小学女生开房事件”,他说最近密集的此类新闻并不能说明中国老师职业素质低,这事儿国外也有,日本就不少,但关键是司法程序不能受其他因素干扰,而犯罪者也会人格破产。另外,日本法律较为健全,有一些专门针对性侵的法律条例,“你比如说你在大街上做痴汉,痴汉在中国叫法就是流氓,你只要被抓到后,至少罚款3万_5万日元。”末了他还不忘揶揄我一句,“你硬盘里也不少吧?”
  为了这期茶叙的调性,我赶紧转移话题:“只是略有涉猎,日本的类型片我研究得不多。茶道之类的文化书倒是看了些。”
  蒋丰现在的身份是《日本新华侨报》的总编辑。1988年8月,他前往日本求学。尽管日本在经济和文化软实力方面已位于世界前列,但蒋丰觉得直到今天,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吸收依旧没有停止,可以说中国文化仍是日本的显学。蒋丰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在九州大学留学的时候,他的老师被称为四大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年史学家之一。有一次蒋丰跟他谈起杨联�时,老师问你怎么知道杨联�?蒋丰回答说,他是我外公。“老师噌的一下就站起来,冲我鞠了一躬,他说前一阵去哈佛想去拜访杨先生,但他病了,没能见到。”
  在日本读书、工作、生活多年,蒋丰对中日两种文化传播渗透的反差有着非常深切的感受。日本的温泉、寿司、相扑、樱花、动漫乃至AV等,都已闻名遐迩,世界各地都有“哈日族”,而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的传播显然弱于日本文化的传播。这已让他深受“刺激”,遑论被日本“拿料加工再出口”的某些中国文化。
  和在日本生活了25年的蒋丰喝茶,自然会谈到日本的茶道。蒋丰将之称为“逆模仿”或者“逆输出”。
  “日本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后还要把它程序化、仪式化,或者在我们看起来的一种繁缛化,这个事情越高级越复杂。你去参加日本茶道,从你的坐姿到你每次倒茶的姿势,每一个细节都被程式化。中国人会不理解,这么复杂有什么意思?”蒋丰说,这是一种仪式。通过繁缛的细节,最后凸显了一个“道”字。
  我们这天喝的是上好的黄山毛峰,香气如兰,韵味深长。宋代日本荣西禅师所着《吃茶养生记》云:“黄山茶养生之仙药也,延年之妙术也。”虽早在奈良朝时期茶叶已传至日本,但并不盛行。而荣西由宋携回茶种,为宇治茶园之始,荣西因此被尊为“日本的茶祖”。有意思的是,禅宗也是荣西等人带到日本并被后世发扬光大的,荣西本人就开创了日本的“临济宗”。宋朝时期禅法已颇流行,而茶具有遣困、消食、快意等功效,故禅林有吃茶的风气;吃茶的礼仪、行法更成为禅门修行中重要的一环,于是有“茶禅一味”的说法。荣西将宋朝禅院的茶风引进日本,设立每日修行中吃茶的风习。
  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蒋丰深谙这段历史,谈话也自然变成十足的喝茶论道:“我们中国,像陆羽他有《茶经》,茶经的东西还属于一种技术手段上的东西,它跟上升为道不一样。日本把中国的很多东西吸收过去,书法到了日本后叫书道,插花的技术到了日本叫花道,那么茶的技术传到日本后叫茶道,此外,还包括柔道、剑道等,所以什么东西一上升到‘道’这个字上后它就不仅仅含有技术手段,它把它的精神信仰也就融入其中了。如果说我这几年来感受到日本与中国文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日本人传承中国文化然后演变成日本文化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把你中国一些文化艺术性的东西,技术和艺术演变成了日本特有的含有精神信仰和技能的一种道。”
  我问他,你在日本面对这些“繁文缛节”的时候,心态会有什么异样,或者说是震撼吗?“本来是我们家的东西,现在到了你们家按照你们的规矩来,我还觉得好东西被你们继承下来了,我们反而没有。”
  蒋丰答:“我很坦率地讲没有震撼,因为对于我们学历史的人来讲,最喜欢的是一种类似于考证性的东西,你就会去问,中国过去是这个样子吗?另外还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文化一到日本后都会被精致化、细小化。韩国的一个学者李御宁就写了日本‘缩小的文化’,他就在讲日本人会把任何一种文化性的东西细节化、精致化、零碎化,让你感觉这个社会有它的精到之处。”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的唐朝在哪里?中国的唐朝在日本。蒋丰不认为这种说法夸张,但日本不止于学习能力,它能把中西方文化学习贯通再重新输出。他建议我到京都、奈良那一带去走走,会发现奈良都城的整个风格就是唐代西安的摹本。“像奈良这样的地方,它是从中国的隋唐学过去的,但他们把它保留下来,而我们的文化却有很多断层。日本不但向你学习,还能向你逆输出。比如我们现在讲大连车站的模型是谁的?是东京上野车站。”
  “讲到这个问题时再讲深一点。日本人跟我说了一个问题,很让我感慨。他说,你们学历史跟我们学历史不一样,你们学历史是儿子骂老子,是一代一代要这么骂,因为你都是一个断代史,是一个王朝接一个王朝,在这种背景下你必须去否定前朝。所以你看你们的课本上是说封建的腐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是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然后是共产党,所以你的历史无形当中就没有传承。”
  “新中国之前是王朝更迭的修史传统,新中国之后是意识形态,两者造成了某种对既有历史的否定性结论和文化断层。”我试图总结。
  蒋丰一边点头一边继续说,“那么我们返回来再说,日本最重视什么?从最高的来讲是天皇一世,一千多年来都是一个脉络下来的,中间没有对天皇的革命。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讲,如果从小的方面来讲,你进到日本的一个小学校长的办公室后会发现,墙上挂着十几幅黑白照片,是从明治时代以来的历任校长。我们中国没有多少房间里能挂出好几代的人。”
  另一点蒋丰尤其强调的是,在1868年之前,也就是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吸收的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而到了明治维新之后则是全盘西化。“我们中国人现在非常喜爱讲遣唐使,其实日本人两次决定性的发展都是在美国的决定下做起来的。1853年美国的海军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将军带领4艘黑船让日本打开了国门,但是日本的命运却跟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不一样。中国打开国门跟日本打开国门相差13年,都有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的不平等条约没有割地、没有赔款,这是最大的特点。”   蒋丰说,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一个追求近代化的道路,日本有明治维新,中国开始洋务运动,但结果却是日本依靠明治维新成为了强国,反过头来中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追求。1945年的时候,日本又是在麦克阿瑟的统治下重新有了一次变革。“说完这段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既能吸收中国文化的精髓,又能吸收欧美文化,并且由此能够强盛起来。要注意到,他吸收的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并不是所有的中国文化他都拿去吸收。比如宦官制度日本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日本人没有,中国女人的缠足制度日本人也没有。他对你的文化是做了精心挑选的。”
  我问,挑选的标准是什么?
  蒋丰的回答饶有趣味:“我觉得它的标准就是一定要和他的民族相适合,比如日本为什么没有宦官的制度?日本本身是一个农业民族,他是生产大米的。他不像我们中国过去那种北方的游牧民族,对这种骟的东西就会非常强调,日本一直到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才知道马需要骟了后才打仗。”
  作为历史研究者和媒体人,蒋丰对现在时髦的民族复兴讨论不感兴趣,他认为,做不到以史为鉴,至少可以尝试以邻为师。“为什么我坚持写日本?我就两个想法,一个想法就是我要点击率,要好看。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想法,就是要让大家意识到,日本在很多方面都走到了中国的前面,如果这样的一个国家你不去学习它、模仿它,非得另外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那意味着你可能要再接着栽跟头。人类最难做到的事是什么?就是汲取教训。历史教训不该是只要求他人汲取,他所走过的道路你都不去学习的话,你一味地只是强调一种现在中日永远也扯不断的历史认识、领土争端等问题,那你就跟这个邻国很难去相处。”
  蒋丰以工业化污染为例:工业革命的时候把英国的首都伦敦基本上都毁了,成了雾都,那么后来的其他国家的发展包括日本,等于是没有汲取教训,重新走了一遍这个道路。
  蒋丰讲到兴头上的时候,不喝茶,大口喝水,咕噜咕噜仰着脖子往下倒,像浇郁结在心头的历史块垒。“1972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写了一个《日本列岛改造论》,这本书1973年9月被中国商务印书馆翻译出来供‘内部’发行。这本书里有相当一部分讲到日本国土的肌体已经变成残疾人的肌体,环境污染让哮喘病增加,这个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健康的国家。如果当年我们注意到田中角荣有这些话的话,那我们今天不可能让PM2.5成为中日两国社会的高频词。”
  蒋丰一再说希望中国能向日本学习,但并不媚日。恰恰相反,他微博上的“万条微博话日本”系列常见批评日本的微博。
  “日本人老说,我们的技术很快就被中国山寨了。我认为这个话要这么讲,我们中国的汉字也是在你们这儿被山寨了,山寨后的效果是什么?就是现代汉语里有28%是日本的‘和制汉语’,包括社会主义、干部、宪法、经济、主席、会议这些词都是。那就是说,山寨有时候会给一个民族带来腾飞的捷径,谁也不要仅仅拿知识产权这个东西说理。”
  蒋丰说,“中国现在只注重山寨日本的技术,但是忽视了山寨日本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其实并不宏大,不需要一下子去提到政治层面上。我给你举个例子,美国敲打丰田以后,丰田把几百万辆车全部召回,将召回制度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此其他国家想进入汽车市场就不得不照着丰田的门槛走,丰田等于通过这个事把进入世界汽车市场的门槛提高了。中国要提高门槛的领域很多,所以我说我们要实实在在探讨学习日本这个话题。”
  具体应该从哪里入手?“三个方面,食品安全、环境安全、交通安全,这三方面中国必须向日本学习。这三个安全是关系到人命的。”
  第二天一早蒋丰就要回日本。在和我茶叙之后,他还要马上赶去这次北京之行的最后一个饭局。起身告辞的他意犹未尽,又补充一句,“忽视对日本的学习就会延缓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如果因为某些民族主义的情绪否认这一点,最后拖延的其实是自己。我必须要讲这个话,尽管可能会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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